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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出了個“神棍皇帝”

          原創
          2020-04-01  最愛歷史...

          1

          當所有皇城宮門被打開時,1127年,攻入開封城的金兵驚訝地發現,開封皇城中竟然秘藏一通石碑,上面寫著:

          “保全柴氏子孫,不得因有罪加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

          不加農田之賦。”

          至此,這塊從趙匡胤建立宋朝開始,就被勒石珍藏了150多年的石碑,終于得以曝光在世人眼前,盡管在亂世之中它似乎不值一文,靖康之變的戰火及隨后而來的系列動蕩,使得它此后長期淹沒在歷史的煙塵中,甚至連是否存在都為人所質疑,但在以往,這塊只有北宋歷代皇帝才知曉的石碑,卻無疑閃爍著歷史的光輝。

          根據史書記載,宋太祖趙匡胤下令銘刻這通石碑后,一直下令將它鎖置在開封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平時封閉甚嚴,并且下令新皇帝即位后,必須入內跪拜默誦這通石碑的誓詞,而皇帝在跪拜時,只能由一位不識字的太監陪同在旁,因此,這通石碑究竟寫著什么,一直無人知曉。而秘密,一直到1127年女真人攻破開封城時才被打破,在金人擄掠過后,進入皇城圍觀的人們才發現,這原來就是大宋帝國的祖宗家法。

          盡管后周柴榮真正的嫡系子孫是否存活歷史上一直有質疑,但宋朝皇帝優待讀書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宋真宗就很欣賞自己的伯父、宋太祖趙匡胤,為此,宋真宗還親自寫下了一首勸學詩《勵學篇》: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這,就是后世“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典故由來,創始人是為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趙恒(968-1022年,在位時間為997-1022年)。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為何癡迷“天書”下凡?

          作為一位書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純屬偶然。

          話說宋太宗趙光義共有九子,他在“斧聲燭影”稱帝之后,隨即開始逐漸鏟除大哥、宋太祖趙匡胤遺留的兩個兒子趙德昭和趙德芳,隨后又以造反的罪名貶黜自己的弟弟趙廷美,在系列的宮廷血案之下,宋太宗趙光義的長子趙元佐受到強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縱火焚燒東宮,從此被廢為庶人;趙光義的長子趙元佐發瘋后,他的二兒子趙元僖又在太子位上無疾暴斃。在這種輪番的意外之下,在趙光義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趙恒因此得登大位。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病危,當時,李皇后與曾經在“斧聲燭影”中協助趙光義發動政變奪位的宦官王繼恩,試圖謀立已經發瘋的趙元佐為帝控制朝政,幸虧宰相呂端力挫政變,才保得趙恒順利登位。

          宋真宗即位這一年,北宋已經先后平定了五代十國以來割據分裂的后蜀、南唐、吳越等國,但在北上爭奪燕云十六州的過程中,宋太宗趙光義兩次北伐失敗,甚至被遼軍射中兩箭狼狽逃竄,以致多年后最終因為箭瘡反復迸裂而死。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敗后,喪失了進取之心,此后,北宋在對遼的戰爭中轉入長期守勢,而長期長在深宮之中的宋真宗趙恒,更加喪失了伯父宋太祖趙匡胤,以及父親宋太宗趙光義的進取心,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讀書人的榮光史無前例。

          為了徹底遏制、鏟除自從唐朝安史之亂以后、蔓延至五代十國的藩鎮割據和軍人稱霸格局,宋太祖趙匡胤采取了杯酒釋兵權、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聲燭影”的滿朝質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趙光義,就更加注意收買知識分子的人心,這使得從宋太宗朝開始,每期科舉進士錄取人數從唐朝時的十來人,激增至宋太宗時期的數百人,隨著科舉錄取面的擴大,以及科舉出身的進士們紛紛位居高官要位,這就極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發展和考試教育。

          漢唐時期,中華帝國崇尚軍功,因此武治強盛,以致漢代有班超“投筆從戎”,而唐代許多宰相則是以名將軍功而得以“出將入相”,但是歷史進入宋代以后,通過“崇文”以“抑武”的宋代,宰相幾乎全為讀書人,而武將軍人則地位愈發低下,“見(文人)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

          因此從宋太宗時代開始,每次狀元公布后,“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狀元)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傾羨,讙動都邑。”

          這種狀況到了宋真宗時期更加明顯,以致當時的洛陽人尹洙曾經說:

          “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莫不可及也。”

          經過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斷的“崇文抑武”,在當時人的眼里,武將軍人地位已經從晚唐、五代十國的高高在上,劇降至即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于窮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狀元的文人受人仰慕關注了。

          對此,宋真宗習以為然,這種風氣發展到后來,就是北宋時人汪洙甚至寫詩道: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

          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為何癡迷“天書”下凡?

          ▲北宋文采風流,宋真宗的書法也為人稱贊

          在北宋君王看來,中國自魏晉以降的貴族階層,在經歷晚唐和五代十國的戰亂動蕩之后,已經幾乎被掃蕩一空,難以對皇權形成重大挑戰;而科舉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這不僅有利于選拔國家才俊、促進社會的階層流動,而且文人沒有貴族和武將的龐大勢力,既有家國情懷敢于擔當,又容易控制,這也就是宋代君王愿意與普通知識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對此,宋真宗就曾經親自告誡負責科舉考試的大臣說:

          “貢舉重任,當無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凡事有正必有負,過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歡安逸,對此宋真宗在當太子時的老師,后來官至宰相的李沆(hàng)就看得很清楚。李沆做宰相時,王旦擔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當時因為用兵西北,宰相們要到天黑才能吃飯,對此王旦有一次嘆息說:“我們這班人怎么才能坐致太平,能夠優閑自得沒事呢?”

          李沆則說:“稍微有些擔憂辛勞,足以作為警戒。將來四方寧靜,國家未必沒有大事發生。”

          當時,契丹在經歷與宋多年的戰爭后進行和親,王旦詢問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說:“好當然是好事,然而邊疆的憂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漸漸產生奢侈放縱的想法。”

          王旦對此不以為然,但李沆卻經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上奏宋真宗,王旦認為這些瑣事不值得上報勞煩宋真宗處理,但作為太子賓客出身,深知宋真宗從小長在皇宮、不知四方艱辛的李沆說:

          “皇上年輕,應當讓皇上知道四方的艱難。不這樣,皇上血氣方剛,就會大加留意聲色犬馬之事,那么動土木、興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會發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見這些,這是參知政事(副宰相)你將來的憂患。”

          在對待遼國的問題上,李沆更是認為不可與敵講和,李沆更是曾對王旦說:“我死后,你一定會做宰相,切記不要同敵講和。我聽說出則無敵國外患,像這樣的國家常常滅亡,如果同敵講和,從此以后國家武備廢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遠見,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旦當時并不以為然,一直到多年以后宋真宗荒廢政事、大搞“東封西祀”、營造宮室,他才醒悟到當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與遼國講和的澶淵之盟后,武備廢弛的北宋君臣,也將在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變中,深刻體悟到李沆的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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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年,在后世被稱為“圣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這一年,遼國再次大舉南下。

          中華帝國在五代十國時期喪失北方的屏障燕云十六州以后,此后契丹經常沿著華北平原南下入侵,而1004年的這次南侵,遼國的20萬大軍更是長驅直入到了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距離北宋首都開封僅僅數日路程之遙,面對這種生死存亡時刻,當時開封城內震動,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欽若甚至主張遷都金陵(南京)避禍,而作為國防部副部長的樞密副使陳堯叟則主張遷都成都,從小長在皇宮、只知讀圣賢書的宋真宗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當時朝內大部分人主張遷都避戰,只有同為副宰相的參知政事畢士安,和集賢殿大學士寇準等少數人堅決主戰。

          當時,寇準當著主張遷都的參知政事王欽若和樞密副使陳堯叟的面,故意假裝不知地說:“是誰倡議陛下遷都避戰?這些人當殺無赦!如果陛下御駕親征,那敵軍勢必將戰敗而逃。我們有必勝的把握,為何要拋棄祖宗和太廟,跑到蜀地這樣偏遠的地方去避禍?否則如果人心崩潰,敵人乘虛而入,天下還能保得住嗎?”

          在寇準的力請和堅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決定御駕親征以振奮軍心,當時,面對“急書一夕五至”的軍事形勢,宋真宗惶恐不已,面對不斷逼近的遼軍,宋真宗愈加疑慮,這時,又有人勸說宋真宗到金陵(南京)避禍,寇準則再三堅持,并提醒宋真宗說,進則士氣備增,退則萬眾瓦解。

          當時,澶州分別在黃河兩岸建筑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強抵達黃河南岸后不愿再渡河北上,寇準力請渡河鼓舞軍心,但宋真宗猶豫不決,于是寇準出來對禁軍大將高瓊說:“太尉您承蒙國家厚恩,今日打算報答國家嗎?”

          高瓊也是憤慨不已,說:“國家臨危,理當效死!”

          于是,寇準與高瓊一起返回面奏宋真宗、力請渡河鼓舞軍心,高瓊說:“宰相(寇準)主戰,實乃良謀。禁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師(開封),如果陛下您要遷都逃往江南,禁軍恐怕將會發生動亂。”

          緊接著,高瓊奏請宋真宗立刻動身、渡河北上,此時一旁的樞密院事馮拯高聲呵斥高瓊無禮,高瓊則憤怒地反駁說:“你只會寫文章,官做到兩府大臣。眼下敵兵向我軍挑釁,我勸皇上出征,你卻責備我無禮。你有本事,為何不寫一首詩使敵人撤退呢?”

          于是,高瓊與寇準立刻命令衛士將宋真宗的車駕轉向澶州北城前進,到了黃河岸邊時,探馬飛報遼軍勢盛,宋真宗非常懼怕、遲疑不進,于是高瓊奮力驅趕禁軍將士、幾乎是裹挾著將宋真宗的車駕驅趕過了黃河的浮橋,直抵黃河北岸的澶州北城下,接著,寇準和高瓊又力請宋真宗全副儀仗登上澶州城墻鼓舞軍心,于是,當宋真宗出現在城墻后,澶州“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在象征性的巡視后,宋真宗又迅速撤回到黃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但寇準則繼續留在澶州北城督戰,當時,宋真宗幾次派人探視寇準的舉動,當得知寇準在澶州北城上從容喝酒下棋,表現得胸有成竹時,宋真宗才逐漸定下神來。

          當時,遼軍20萬大軍雖然迅速挺進到了黃河北岸,但后方的幾乎所有重要城池仍然為宋軍控制,孤軍深入、后路有可能隨時被斷的遼軍開始心生不安,就在此時,宋軍又以伏弩射殺了遼國大將蕭撻凜,使得遼軍士氣愈發低落,于是,雙方決定轉而議和。

          本來就畏懼戰爭、甚至想遷都避禍的宋真宗聽說遼國愿意議和,馬上派出小臣曹利用前往遼軍談判,隨后雙方基本議定遼軍退兵、宋軍則每年賠償遼軍銀、絹來促成和談,在前往議定最終條款前,曹利用向宋真宗請示最多給遼國每年賠償多少銀、絹,宋真宗猶豫過后說,“必不得已,一百萬(銀、絹)亦可。”

          此時寇準在一邊不便當面反駁,于是在曹利用面奏出來后迅速追了上去,寇準特地叮嚀曹利用說:“陛下雖有百萬之約,但你去交涉,如果答應所給銀、絹超過30萬,那你就提人頭來見我!”

          經過反復談判,最終,擔心退路被截的遼軍答應議和退兵,而宋遼則約為兄弟之國,其中遼圣宗稱宋真宗為兄,這比五代十國時,后晉皇帝石敬瑭在契丹前自稱兒皇帝有所進步,但另一方面,宋朝則必須向遼國“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曹利用于是返回面奏宋真宗,當時宋真宗剛好正在吃飯,于是先派宦官出來問跟契丹許諾賠償多少銀絹,曹利用認為這是軍國機密,堅持要面奏皇帝,在被宦官追問得沒辦法后,曹利用只得伸出三根手指示意。

          宦官誤以為是三百萬銀絹,于是返回奏報,宋真宗聽說后嚇了一跳,連忙說,“太多了,太多了。”但過了一會又自我安慰說,“能把事了了,也還行。”

          隨后,曹利用進入面奏,當得知賠償款為30萬銀絹時,宋真宗頓時如釋重負、轉憂為喜說:

          “才三十萬,這么少。你很會辦事,你很會辦事!”隨后,宋真宗重賞了曹利用。

          于是,就在宋真宗抵達澶州十天后,1005年1月,宋遼雙方在澶州城下達成了澶淵之盟,盡管對于宋朝來說顯得屈辱,但這也結束了自從公元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遼國以后,宋遼雙方間接持續長達25年的戰爭。另外與巨額的軍事開支(3000萬)相比,每年30萬銀絹的歲幣賠償,也極大減輕了宋朝在北方的軍事負擔,而通過與遼國的邊境(榷場)貿易,宋朝不僅賺回了比歲幣更多的錢,而且通過茶馬互市貿易,在經濟上開始制衡遼國,此后雙方維持了長達118年的和平,使得宋遼邊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發長者),不識于戈”。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為何癡迷“天書”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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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澶淵之盟議定,遼軍退兵,但作為中華帝國的皇帝至尊,卻被迫與南侵的蠻族簽訂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終覺得下不了臺階,因為城下之盟可以帶來安全,卻無法為他帶來君王的體面。

          與此同時,北宋帝國的官員內斗也日益加劇,當時,力主抗戰的寇準與戰前畏縮懦弱的主和派結下了很深的梁子,而性格張揚的寇準在澶淵之盟后,則經常將此事作為自己的功勞,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鳴得意。為此,因為此前主張遷都金陵(南京)避禍,而被寇準怒斥為“該殺”的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欽若也一直在尋找機會中傷寇準。

          有一次寇準退朝后,宋真宗目送寇準離去,于是王欽若趁機說:“陛下敬重寇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

          宋真宗點頭肯定。王欽若于是假裝憤慨說: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

          王欽若本意是打擊功臣寇準,但沒想到這一下子也擊到了宋真宗的痛處,于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欽若探討,應該如何找回一些顏面,王欽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戰、厭戰,卻故意激將宋真宗說:

          “只有出兵取幽薊,可以雪前恥。”

          出擊遼國、奪回燕云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沒有這個雄心壯志和能量與膽量,于是又問有沒有別的辦法,王欽若于是又說,“那要不就舉行一次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夸示戎狄。”

          王欽若的這個辦法,純屬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因為中國古代帝王封禪泰山,都是漢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軍功顯赫的帝王,而結下澶淵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禪泰山,與前代帝王相比,顯然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

          但宋真宗對這個主意動了心,于是他又問王欽若說,封禪泰山要有“祥瑞”,現在沒有“祥瑞”怎么辦?

          善于迎合的王欽若隨即一笑說:

          “陛下以為,前代那些什么‘河圖’‘洛書’都是天然生成的嗎?這不過是‘神道設教’而已,只不過是別人以人力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么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領神會。

          于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當宰相王旦率領群臣早朝完畢時,突然有司來報說,在皇宮承天門的左南鴟尾上,掛著一個黃帛。接著,宋真宗馬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為了讓眾人信服,證明這個黃帛是從天而降的“天書”,宋真宗還編了個故事公開向臣子們說:

          “有一天半夜我剛要睡,忽然臥室滿堂皆亮,我大吃一驚,見到一個神人忽然出現,此人星冠絳袍,對我說:‘一月三日,應在正殿建黃箓道場,到時會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話,神人忽然消失,我馬上用筆把此事記了下來。此后我便蔬食齋戒,在朝元殿建道場,整整一個月恭敬等待,終于盼來了天書。”

          于是,宋真宗率領百官步行到承天門“迎奉天書”,并當眾打開封口,只見帛布上寫著:

          “封受命。興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緊接著,宋真宗馬上下令將“天書”鄭重裝入之前準備好的金柜中,并接受百官朝賀,還宣布大赦天下和改元,特允京師聚飲三日以示慶祝等。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為何癡迷“天書”下凡?

          ▲詭異的“天書”政治

          在宋真宗帶頭故作玄虛的鼓舞下,于是,北宋舉國上下掀起了一股“爭言祥瑞”的熱潮,但對于宋真宗這種低下的伎倆,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對自己瞎胡鬧,于是在某日召來王旦到宮中飲酒,又賜酒一瓶說,“你帶回去和妻兒子女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發現瓶中裝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對宋真宗這種姿態低下、幾乎是懇求臣子不要阻撓他的“天書”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聲,“自是不復持異。”

          于是,王旦在無奈下,動員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壽父老等二萬四千三百余人,連續五次聯名奏請趙恒封禪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戲”預熱下,景德五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最終啟程前往泰山封禪,而他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封禪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來,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禪泰山這一出大戲,他原本以為事情到這里就結束了,沒想到的是,宋真宗卻上癮了,而阿諛奉承之徒則不斷地向宋真宗“爭奏祥瑞,競獻贊頌”。

          就在封禪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陽去行“祭祀后土”大禮,這也與封禪泰山一起并稱“東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宮祭祀太上老君。

          而從1008年的這場造神運動開始,此后一直到1022年宋真宗去世,趙恒一直癡迷于這種“競獻祥瑞”的“天書政治”之中難以自拔,為了讓各種祭祀和封禪順利進行,宋真宗則大規模向臣下賞賜,其中僅僅封禪泰山,前后就共耗費八百多萬貫;西祀汾陰,耗資更達九百多萬貫;而為了營造玉清昭應宮,僅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萬兩、銀五千兩,在這種大規模的造神運動折騰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內之蓄藏,稍已空盡”。

          于是,在“天書”政治中找到折騰快感的宋真宗趙恒,開始在最初的謊言中自我沉醉,在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來,當皇帝太苦,如他伯父宋太祖趙匡胤和父親宋太宗趙光義一般開疆拓土、打打殺殺、陰謀詭計的日子,對他這位一位始終長在深宮、讀著儒家典籍長大的皇子來說,他已經厭倦了履行帝王的職責,而這種沉迷于“天書”政治的胡鬧折騰,反而給了他一種太平盛世的自我快感,在后來,宋真宗甚至寄望于道家長生不老的養生仙術,希望能得到一種脫離現實的虛幻生活。

          宰相王旦則始終悶悶不樂,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準一般強硬,而在寇準因為剛硬強直被貶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斂了自己的心聲,只是每每接到要為宋真宗的新祭祀儀式奔走的旨意后,史書記載王旦經常“悒悒不樂”,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說的,如果不讓皇帝知道四方艱難,“那么皇帝就會動土木、興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義所在。

          而宋真宗盡管熱衷造神運動,但對于內政也仍然保持著一絲清醒,并始終讓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牽制王欽若、丁謂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宋真宗盡管在后期行事荒誕,但北宋仍然得以穩定發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國財收達到了15085萬貫,歲入甚至比盛唐時期還要高出七倍以上,盡管國庫因為多年的造神運動損耗巨大,但活躍的經濟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而當年(1021年)北宋全國的戶口,也達到了867萬戶,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萬戶。

          到了1022年,常年癡迷于造神運動的宋真宗最終去世,享年55歲,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劉娥以宋仁宗的名義,下令將“天書”封進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這場在北宋歷史上耗時達14年之久的造神運動終于落下帷幕,對此,《宋史·真宗紀》評價說:“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贄則說:“堂堂君臣,為此魑魅魍魎之事,可笑,可嘆!”

          對于君王來說,瞎折騰和自我沉醉,或許也是一種深層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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