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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拯救大清帝國?

          原創
          2020-03-31  最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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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1644年,當他聽說明朝國庫搜來搜去,竟然窮得只剩下“2300兩白銀和800枚銅錢”的時候,李自成簡直要暈菜過去,偌大一個大明王朝,竟然這么窮?“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嘛。

            同樣為了錢,為了400多萬兩白銀,1853年,22歲的大清咸豐皇帝也幾乎是欲哭無淚,這一年,太平天國的“妖匪”們已經作亂了第三個年頭,由于南方財賦大部被斷,大清帝國收入銳減達50%以上,但軍費等開支卻劇烈猛增,其中1852年國家財政收支虧空190多萬兩白銀,1853年更是虧空達400多萬兩白銀,大清帝國的財政,已瀕臨崩潰邊緣。

            沒有錢,這仗還怎么打,國家還怎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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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清朝史,很多人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晚清時期,接連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甲午戰爭、庚子事變,一系列的戰爭賠款和軍費開支,竟然沒將大清國給搞死,與因為窮沒法發軍費、沒錢派人守衛北京城的崇禎皇帝相比,大清國的皇帝們究竟有什么法術,從哪里搞錢呢? 

            鴉片戰爭,給大清帝國帶來了詭異的影響

            大清國缺錢,以兩次鴉片戰爭為例,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折合白銀為1960萬兩,另加軍費開支4000萬兩;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1600萬兩,另加軍費4000多萬兩;這兩次戰爭,直接就將大清國的腰包掏得精光——因為要知道,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康熙朝時每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3000萬兩白銀;號稱盛世巔峰的乾隆朝,清朝年財收也不過4000多萬兩白銀。

            大清國,究竟是怎么搞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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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清朝的皇帝們,其實很感激英國人。

            在后世人看來,兩次鴉片戰爭之仇,滿清的皇帝和臣子們,肯定是對英國人恨得牙癢癢,但實際上,在本質上為貿易戰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加上太平軍等一幫妖眾的騷擾下,咸豐皇帝,突然有了靈感。

            在太平天國之亂前,清朝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田賦等地丁雜稅、鹽課、關稅等三大項,其中地丁雜稅、鹽課占比達86%,關稅占比不足14%,這種稅收結構,表明清廷當時仍是一個傳統稅收為主的傳統財政國家。 

            ▲太平天國運動前,清政府財政收入結構分析表(單位:兩)

            但1851年太平軍之亂開始后,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軍費,清廷開始鼓勵地方的總督和巡撫們,對商品征收價值1%的厘金,由于商品基數龐大,這項收入日益可觀,成為各個省重要的地方收入來源;以1892-1893 年度為例,清廷在該農歷年度共征收1428萬兩白銀厘金,占當年大清財政收入的19.07%;

            英國人赫德的到來,則使得清廷的關稅收入大幅增長:1849年,清廷當年的關稅收入為472萬兩,但到了1901年,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當年的關稅收入達到了2380萬兩白銀,占清廷當年財收的26.99%。 

            英國人赫德,是晚清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人物

            關稅收入大幅增長,是清廷在經濟上,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重要證據之一。但里面的門道,真的這么簡單嗎?

            實際上,到了晚清后期,占據清廷財收近半壁江山的厘金和關稅,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對鴉片征收的關稅和厘金。

            傳統上人們以為,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拉響了清朝滅亡的喪鐘,但實際上,鴉片戰爭一響,給晚清政府和此后近一百年的中國的統治者們,送來的卻是“黃金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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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是這個“黃金萬兩”的始作俑者。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當時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已達4萬箱左右;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鴉片入華數量高速攀漲,在此情況下,咸豐皇帝開始動起了心思,既然制止不了鴉片貿易,哪么為何不從鴉片身上征稅呢?

            1858年,在咸豐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并對鴉片開征“洋藥稅”,規定每百斤鴉片,首先要在海關繳納關稅30兩白銀;然后進入國內各地時,還要開征數量不等的厘金。

            到了1885年,為了方便管理,清廷規定每百斤進口鴉片,共要繳納關稅和厘金共計110兩白銀。 

            咸豐皇帝(1831-1861)

            清廷很快,就從中嘗到了超級甜頭。

            在清廷的合法化許可下,鴉片得以更加兇猛的態勢進入中國,并從1840年每年4萬箱的進口量,高速增長至1881年每年9.6萬多箱的進口量。在以鴉片為首的關稅和厘金帶動下,到了1908年,清政府當年總稅收約2.92億兩白銀,其中鴉片稅收就達3302萬兩,占當年全國財收的11.3%。

            靠著賣鴉片,大清帝國,一下子就實現了“發家致富”,并在1864年干趴了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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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當初,因為兩次鴉片戰爭,道光皇帝、咸豐皇帝都對英國人恨得咬牙切齒,但他們沒想到的是,英國人在痛扁大清帝國的同時,竟然給他們送來了鴉片、這么個力挽帝國財政狂瀾的發家利器。

            實在是焉知禍福,想不到啊!

            咸豐皇帝很意外!歷史真是詭異。

            但鴉片關稅厘金雖高(以下簡稱稅厘),錢的大頭畢竟是讓英國人等老外賺了去,有沒有辦法從中賺更多的錢呢?

            辦法來了,那就是自己種:讓鴉片自產、自銷、自賣。 

            ▲1850年代開始,鴉片種植開始廣布國內

            話說,大清帝國這一招,也是跟英國人學的。

            清朝前期,大清帝國出口創匯主要有三個品種,分別是:陶瓷、生絲和茶葉。但早在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由于英國的達爾文家族等偷師研制出了更好的陶瓷,歐洲人就已逐步停止了從中國進口瓷器;

            另外在生絲和絲綢領域,由于日本養蠶業和絲綢業的崛起,世界絲綢的出口中心,在晚清時期也已從中國遷移到了日本。

            剩下最后一個茶葉出口,由于英國人的偷師學習,和在印度、斯里蘭卡等地的大規模移植開墾,中國的茶葉出口也開始迅速衰敗。

            老外們通過偷師、移植等貿易戰手段,迅速擊垮了大清帝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于是,大清帝國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也來學習種鴉片、賣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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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對帝國是否有毒、毒害程度如此,祖先們的訓導早已拋諸腦后。

            在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肆鼓勵下,罌粟之花,迅速開遍了整個大清帝國。

            在與鴉片主產地印度相近的云南、貴州和四川地區,從1850年代的咸豐皇帝時期開始,作為提煉鴉片的原植物,罌粟開始廣泛種植起來,由于這玩意兒特別好賣、價格又高,于是,在帝國西南部的云貴川地區,“鄉村嵩落皆遍種之”

            隨后,鴉片種植開始廣布帝國的各個角落,到了1860、1870年代,罌粟在大清帝國的各個省份、各個角落遍地開花,北至蒙古、東北三省,西至甘肅、陜西,南至福建、廣東,以及山西、山東、河南和相對富庶的江浙地區等,大量的土地紛紛被開墾用作罌粟種植,甚至成為許多農民的主業。

            據統計,到1894年,大清帝國一共8.66億畝耕地上,一共有1333.3萬畝土地都改種了罌粟,占比高達1.5%——也就是說,假如你在光緒二十年(1894)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跑一遍大清帝國,你會發現,帝國,已經被罌粟之花給淹沒了。

            這種罌粟的種植,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民國末期,到了1940年代末,最愛君的故鄉、廣東潮汕地區就仍然到處種植著罌粟,由于種植面積太大,罌粟甚至被當做了炒菜做飯的材料。 

            晚清平民在吸食鴉片

            在當時,清朝人把進口的鴉片叫做“洋藥”,把國產的鴉片叫做“土藥”,在“土藥”的大規模沖擊下,外國鴉片進口越來越少,到1879年,當年大清帝國的鴉片自給率,已經達到了80.12%,對此,當年英國駐上海領事在提交給英國本土的貿易報告中說,

            “在四川、云南、山西、陜西、甘肅和貴州等省,印度鴉片幾乎都被趕出了市場,現在簡直不再運往這些地方,那里的消費,全部由中國產的鴉片供應了”。

            1908年當年鴉片稅收厘金共3302萬兩為例,其中進口鴉片征繳稅厘為502萬兩,而國產鴉片征繳稅厘則達到了2800多萬兩,由此可見國產鴉片的數量之巨。

            在清朝國產鴉片的貿易爭奪下,進口鴉片的數量,也從1881年最高峰的9.6萬箱,下降到了1911年、大清亡國前夕的2.7萬箱。

            到1882年,中國國產鴉片甚至“揚帆出海”,不僅可以自給自足,而且還反向出口國外。英國人對此,后悔得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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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鴉片征收的稅厘,清朝不僅擊敗了太平天國,而且連洋務運動,也從中受益匪淺,從而使大清帝國,在晚清的風雨飄搖中,成功實現了“延年益壽”。

            根據清廷統計,1866年清廷從鴉片征繳的稅厘為200萬兩白銀,占當時全國關稅收入的50%以上。有了鴉片稅厘的支撐,大清國也從當初圍剿太平軍的困窘中緩過神來,財政收入節節攀升。

            1877年,廣東機器局計劃制造16艘炮艦,其中已花費的96860兩白銀費用,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餉以及各種雜費4148兩,就全部取自所收繳的鴉片厘金。從1877至1880年,廣東省政府每年都會從鴉片稅厘中,支援11萬兩銀子,用于炮艇建造。

            1887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就用高雄和淡水兩地的鴉片厘金,來支付臺灣海軍以及臺灣的其他軍事開支;同年,四川機器局也從鴉片厘金中,抽取了67771兩銀子,用于制造機器、步槍和子彈等軍械。

            而李鴻章開展的洋務運動,其大部的經費,也是來自鴉片的稅厘。 

            晚清洋務運動,很多資金都來自鴉片稅收和厘金

            不光如此,就連晚清時期的教育事業,也“有賴于”鴉片產業的支撐——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為例,當時作為鴉片生產大省的四川,就在上貢京師的鴉片稅厘中,撥出專款,用于支持京師大學堂的發展。

            所以,從北京大學到近代許多教育事業,和軍工事業發展的背后,都有著鴉片稅厘的影子,只是對于這種尷尬的歷史,善于掩飾歷史的后世,又不知該作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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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鴉片稅厘等一系列擴張性稅收的支撐下,大清帝國也在太平軍的沉重打擊中逐漸回過神來,并迎來了同治、光緒皇帝時期所謂的“同光中興”局面。

            就在庚子之亂后九年,盡管背負著連本帶息共達9.7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但“闊氣”的大清帝國仍然讓世界為之矚目。

            1909年,末代皇帝溥儀的叔叔、大清帝國籌辦海軍大臣載洵一行游歷歐洲,出行前載洵雄心勃勃地提出重整海軍計劃,并計劃在未來七年內,購置8艘戰列艦、20艘巡洋艦——在游歷過程中,載洵在途經的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兵工廠都下了訂單,當他到達德國時,眼紅得不得了的德國人,簡直是把載洵捧在手心上供著,帶他到處參觀德國的兵工廠,生怕得罪了這位大金主和大財神。 

            1909年,出訪歐洲的載洵(中)成為西方人眼中的大金主

            但鴉片帶給帝國的隱患和創傷,已經深深埋下。

            盡管貌似為國家財政和洋務運動“貢獻”良多,但這種飲鴆止渴的廣泛鴉片種植和貿易,盡管推動了晚清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短期發展,但從長期效益而言,鴉片種植和貿易,卻深深摧殘了這個帝國的子民、人力、土地和經濟。

            1877、1878年,大清帝國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農作物減收,史稱“丁戊奇荒”,在這場造成大清國1000多萬人餓死、另有2000多萬人逃荒的大災難中,山西罹禍尤重,對此,當時的山西巡撫曾國荃上奏說,山西全省“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 

            晚清災民

            當時,山西全省530萬畝耕地中,土質最好的60萬畝地全部用來種植了鴉片,由此導致了全省糧食大規模減產。

            由于廣泛種植鴉片,由此導致在災荒時期,山西全省的農作物更加供不應求,由此,在這場“丁戊奇荒”中,山西省的災難也最為深沉,當時,山西災民在吃完“小石子”、“觀音白泥”等所有能吃的東西后,大量災民死亡,并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吃人,使得整個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對此,當時人描述說,吃觀音土、大規模人吃人,這是自明朝晚期后,“二百三十余年未見之慘凄,未聞之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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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這場導致1000多萬人餓死的“丁戊奇荒”,并未釀成類似明朝末年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然而,帝國的根基已傷,在帝國的子民們看來,除了鴉片,還有那一道道加重的其他稅收和厘金、田賦、鹽課,已經成了他們身上,不斷加重的一根根稻草。

            這個晚清社會在等待的,只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的到來。

            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后三個月,1912年1月,大清帝國公布了1911年的財政收入:一共為3.0191億兩白銀,相比年收4000多萬兩、號稱盛世的乾隆時期,大清帝國也迎來了中國封建王朝史上,財收最高的年度。

            一切貌似都很美好,一切又都戛然而止。

            不久,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內外夾擊下,清廷宣布退位,結束了268年統治。大清帝國——這只看似富得流油的龐然巨象,被幾只不起眼的革命黨小螞蟻一頓啃噬,最終轟然倒塌。

            若論功勞,那一小塊鴉片,或許也是“功臣”之一。 


            參考文獻:

            • 楊雪:《晚清財政競爭與鴉片貿易的經濟學分析》,山東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

            • 朱培靈:《鴉片戰爭前后清政府的財政狀況》,載《財政與稅務》,2015年第8期

            • 楊國安:《集權與分權: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及其調整》,載2017年08月7日《光明日報》

            • 波音:《王朝的家底: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歷史》,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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