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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學習355 / 紀檢洞見務實 / 【洞見】訊問中模糊語言的運用 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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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見】訊問中模糊語言的運用 與“威脅”、“引誘”、“欺騙”的界限

          2017-11-05  我愛學習3...


          內容提要: 

          模糊語言是偵查訊問中經常會運用到的一種語言策略,借助于語言的魅力和技巧,利用審訊人員發出信息和犯罪嫌疑人接收信息之間的不對稱性,獲取口供。


          模糊語言策略,在審訊人員審訊復雜案件或是遇到證據不足、找不到訊問突破口的尷尬時,無異于一劑良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盡管如此,模糊語言的運用并不是隨意的,更不能毫無節制地任意為之。


          實踐中往往與“威脅”、“引誘”、“欺騙”的界限不明確,使得這種策略方法很可能成為一種變相的“刑訊逼供”行為。


          模糊語言自身帶有模糊性、歧義性、模棱性、含蓄性的特點。表達的過程是信息交換的過程,利用信息在交流傳遞中發出和接收信息的不對稱性,使被訊問人產生心理錯覺,這種自我心理壓迫感和錯覺感又足以促使其改變供述態度,積極配合案件的偵破。


          但是,這種技巧的使用對偵查人員具有較高的要求。作為提供信息的一方,偵查人員不能束縛犯罪嫌疑人回答的自由和回答的獨立性,否則極易與“威脅”、“引誘”、“欺騙”混同。


          一、 語言策略與“威脅”的界限


          從概念上來看,偵查訊問中的“威脅”是指審訊人員使用威力,利用犯罪嫌疑人懼怕的心理進行恫嚇、脅迫對方,使其喪失意志的自由性而被迫屈服于審訊人員。因為懼怕受到身體或心理的折磨而供述,得到的口供往往不具有真實性,司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自白任意性的規則也會大打折扣。從威脅的內容方式來看,威脅涵蓋了以下三部分的內容


          第一,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尋求法律規定以外的解決途徑,超出法律界限規定的內容進行說教,違背“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


          如果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如:“你自己的情況你是知道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你也是了解的,如果你老實交代,在法律的范圍內,我們能幫你的,自然會幫。”“你是知道的”、“法律的范圍內”、“能幫的自然幫”都未明確具體的語義,含義的外延也并未超過合理的法律界限,不屬于威脅。


          第二,破壞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自愿性和意志的自由性。威脅通常表現為以行為暴力威脅或是以語言暴力相威脅。行為暴力是建立在被訊問人身體承受能力的基礎上的,是一種“屈打成招”的行為;語言暴力主要是損害對方的既得利益,以損害其本人或親友的某種利益進行語言威脅。


          無論是以行為暴力還是以語言暴力威脅,都是以傳遞“暴力”的信息,使對方產生懼怕或者恐慌、擔憂的心理,無法由自己的真實心理支配自身的行為。


          “如果你不知道,我們想你的家人應該是知道的吧,要不我們也約他們來坐坐。”看似“家人應該知道”、“約他們來坐坐”的表述并不是直接的威脅,但不直接并不認為是模糊和合理。這樣的語言充滿了暴力色彩,顯然是利用犯罪嫌疑人對家人的擔憂,加大了其出于保護家人的目的而作出與自身意志相反的不真實的供述的可能性,導致虛假供述。


          第三,威脅天然帶有的暴力色彩違背了社會的公序良俗,以犧牲被訊問人的合法權益為前提獲取口供。這里的合法權益,既包括被訊問人或其親屬的生命安全,也包括自身的既得的合法利益或將要得到的合法權益。


          與威脅的暴力色彩破壞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行為相比,模糊語言主要是借助暗示、錯覺、定勢的心理學方法,通過語言技巧的運用,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性,使被訊問人在對接收到的信息進行處理的時候下意識地選擇供述的行為。


          心理學知識和語言學技巧的使用,不違背保證犯罪嫌疑人自白任意性的規定。模糊語言中暗示性的特點,容易使對方產生犯罪證據已經被掌握,犯罪事實已經被知曉的錯覺,或是在同伙犯罪案件中利用與其他利害關系人之間的不信任,分化瓦解,找準突破口,以攻破弱勢一方的心理防線為主要目標達到供述和揭露、檢舉的目的。


          與威脅容易使犯罪嫌疑人產生懼怕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的被迫屈服心理以及“識時務者為俊杰”的奴隸心理不同,模糊語言通過其模糊性、含蓄性和模棱性的特點傳遞的信息,犯罪嫌疑人進行處理以后作出的供述決定,更多的是一種博弈的行為。


          二、語言策略與“引誘”的界限


          引誘是審訊人員引導被訊問人按照其指示提供信息,或是通過各種利益誘導被訊問人提供某種信息,又稱“引供”或“誘供”。引供或誘供的行為表現為在訊問中完全以偵查人員為主導,發出的信息對接收者而言往往只有唯一的選項,或者是可選擇的范圍極小。


          模糊語言的暗示性,常常引發“誘供”的嫌疑。我們可對如下兩句話進行對比。1:“只要你好好交代,我們會在檢察院那邊為你盡量爭取寬大處理。”2:“只要你積極交代,我們就放你出去。”雖然句1和句2都隱含著交代就從寬處理的意思,但句1是合法理也合情理的;句2顯然具有不合理的誘惑因素,滿足了積極供述有罪的條件后,“放你回去”是不可能實現的。避免訊問中帶有“誘惑”的嫌疑,應考慮以下三方面內容:


          一是不得逾越法律的紅線。不得對法律政策作出任意的、歪曲的解釋,審訊中使用的概念的外延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內容。


          二是不得違背社會的公序良俗,超越公眾的可容忍的道德底線。在實踐中,偵查人員往往存在以開空頭支票為交換條件進行套取口供的現象。


          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對司法誠信的破壞,損害審訊人員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對司法公信力也是一種損害,犯罪嫌疑人難免會產生“坦白從寬、牢底坐穿”的思想。


          三是不應違背被訊問人員真實的意志自由性,其供述動機的轉變應來自于自內而外的心理壓迫感或錯覺感,而不是自外而內的順從和屈服感。


          美國一法院指出:“并非只要有誘惑的意味,就必須認定所獲取的自白無效,而是只有當偵訊者的誘惑可能導致錯誤的自白時,才有必要宣告自白無效。”


          模糊語言的使用,其中“誘惑的意味”不可避免,甚至為了案件的需要,這種誘惑是必不可少的。偵查人員要打好模糊語言誘惑力的“擦邊球”,球案的邊界就是供述的自白任意性規則。


          畢竟是原則性的規定,實踐中操作性不強面臨的情況比較復雜。一方面由于證據不足、案件復雜因素的影響、證人的情況等原因,審訊人員很難講清楚如何從寬、從寬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受犯罪嫌疑人文化水平的影響,很容易將從寬的情形理解為不受法律制裁。


          無論是哪種情況,在把握原則的前提下,還需要建立起審訊對話的邏輯基礎。


          模糊語言僅應看作是審訊人員認識過程的過渡思維方式,而不是認識判斷的終結形式。因為,任何案件的定性都不應當是模棱兩可的,其結果都應當是清晰明確的。


          從模糊認識到精確結論的過程,就是審訊對話的審訊的邏輯基礎。也就是說,審訊人員很難通過簡單的“平面式”的原則輕易達到審訊的目的,偵查策略的靈活性和隱蔽性的特征也在闡釋著將這種策略方法的表達定位到“立體式”的結構中來。


          三、 語言策略與“欺騙”的界限


          欺騙是審訊人員在對其獲取信息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或有所遺漏的表述,使處于信息封閉狀態的犯罪嫌疑人接收到不真實或不完整的信息而產生錯覺,根據審訊人員期望的進行供述。欺騙包括虛構事實型欺騙和隱瞞真像型欺騙。虛構事實型欺騙,是一種“示假”的過程,審訊人員主動利用虛假的事實,對信息進行加工處理,誤導犯罪嫌疑人。


          如:“xx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把錢分給了你,你還要抵賴嗎?”隱瞞真像型欺騙,是一種“隱真”的過程,審訊人員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進行有選擇的遺漏,讓犯罪嫌疑人接收其想讓他接收的信息,回答其所期望得到的答案。


          孫子兵法說:“兵者,詭道也。”從軍事的角度講,“兵不厭詐”就是以欺騙的思想和行為作為軍隊出奇制勝的法寶。


          語言策略的本質屬性是迷惑性,即語言策略成功的關鍵就在于能否利用被訊問人趨利避害的心理,促使其產生心理錯覺。弗雷德·英博說:“審訊人員也應該了解法律所允許的審訊策略和技術,這些策略和技術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之上:即絕大多數罪犯不情愿承認罪行,從而必須從心理角度促使他們認罪,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通過使用包括哄騙因素在內的審訊方法來實現。


          如果審訊人員說:“你還不老實交代你的犯罪事實嗎,已經有人看見你在那個地方出現過。”這時,如果被訊問人員確實是無辜的,并沒有去過犯罪現場,這樣的欺騙不會對他產生錯覺,他會意識到警察在說謊,因此他不會承認自己有罪。


          模糊語言與欺騙的界限微乎其微,不同的語境里代表不同的含義。好人的欺騙叫“策略”,是足智多謀的意思;壞人的欺騙就叫“欺騙”,是陰險狡詐的意思。


          這是語言的藝術,而使用策略一詞讓人感覺“名正言順”。盡管如此,如果將兩者混為一談也是不合理的,法律對訊問中的欺騙還是有限制的。


          就常見的誘惑偵查、臥底偵查、搭便車等隱瞞目的隱瞞身份的偵查也需要注意欺騙的“度”的把握。模糊語言的迷惑性與欺騙相比,是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允許的范圍內,不以破壞法律的規定和社會大眾對道德的期望為前提。


          欺騙有明確的指向性,使被訊問人朝著捏造事實或是隱瞞真像達到的結論思考,并且這種結論一般是唯一的。


          模糊語言沒有明確的指向性,發問者利用詞義的模糊性,傳遞的信息是多樣化的,多數情況下由接收者進行選擇。接受者由于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有可能選擇發問者期望其選擇的結論。比如,在一場同伙犯罪的案件中,同案犯并沒有交代罪行。


          審訊人員說:“XX已經交代了,難道你還要負隅頑抗嗎?國家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審訊人員提到的XX已經交代了,就屬于虛構的事實,指向性很明確,結論是:同伙已經交代了,你必須交代。


          換個說法:“你們這件案子,我們警方已經了解了,你不為自己考慮,人家還要為自己考慮呢。”利用語義的模糊性,指向性并不明確。“人家還要為自己考慮”得出的結論是:第一,同伙已經招供;第二,同伙已經在考慮招供了,但并未招供。


          第一種情況的欺騙,犯罪嫌疑人作出回應的范圍比較狹窄,供述動機來自于可能承擔法律制裁的不利后果的外部壓力。


          第二種情況,審訊人員仍然給了犯罪嫌疑人很大的思考空間,選擇供述或不供述,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是犯罪嫌疑人的一種博弈行為。

          來源:微信公眾號法妞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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